因此，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上述规定有助于解读《宪法》中婚姻的意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洋溢着尊法据理的法治思维。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他指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法制的健全。毛泽东非常重视宪法的人民性、民主性和人权保障，指出，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尊法和据理是法治思维的两个决定性要素。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时代主题开展了关于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与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现代化、人权与公民权、公平与效率、中华法系、宪法实施监督、法治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法律制度创新等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大建构意义的问题研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外各种社会思潮被纷纷介绍到中国，诸如进化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四)毛泽东法律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毛泽东法律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这种解读给予国务院非常宽泛的行政立法权，但同时增加了该权力被滥用的风险。
[41]那么，原旨主义的运用是否会使得宪法解释因循守旧有余而与时俱进不足呢？这正是美国的死手（dead hand）理论针对原旨主义发出的诘难。因此，语境主义基本上无法超越宪法文本的四隅，其运作空间比较有限。这些思想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一脉相承。这些意旨的表现形式无非有二：其一为显性的宪法文本。
[61]截至本文最终稿确定时，该书已经基本编写完成，但尚未正式出版。[40]当然，我们解释的是一部中国的宪法，婚姻一词的宪法含义应尽可能符合中文辞典的释义
十九大党章共修改107处，涉及四个方面。3. 基层参与的民主商谈立法：群众路线 议会立法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变成利益集团的交易市场，故克服资本集团控制下的议会立法是公法理论的关键议题。为了避免这两种倾向，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客观性概念非常复杂，横跨形而上学、语义学、知识论等诸多哲学领域，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论述，法学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客观性分为三种：形而上客观性、认识论客观性与语义客观性。
然而，无论是立法活动，还是立法内容具有科学性，都不等于所立之法就产生了法律效力，因为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必须符合民主正当性的活动。它既非一党专制，又根本有别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典型的横向民主商谈机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形势和新经验，党章亦因势而变，十四大党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内容写入其中。2. 横向的民主商谈立法：人民协商 民主立法不能仅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过程，还包括横向的民主协商过程，即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就前者来说，若没有正确性主张，这种指向就容易偏离，理性世界不仅失去道德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秩序的长久性。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真理与自然科学真理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社会总是无法脱离于具体的时空条件。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则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出来，实事求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刑事诉讼为例，由于刑事案件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故而刑事诉讼的错案纠正机制比民事诉讼更为精密复杂。
确切地说，横向的民主协商立法是以各级政协专门委员会为平台，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政府法制机构和政协委员共同参与的立法协商格局，它可以最大限度将社会各界民众的心声体现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升立法治理的品质。1945年，党的七大在党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民主立法关注的是立法本身的参与度和真实性，对应的是实其事。（2）强度的客观性，即外在于主体的形而上客观性。在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实事求是首先要求的是认知上的合法性——证立性。然而，从上文所述的实事求是理论观察，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论，认识的有限性以及方法的检验性都可加以深化与升级，实事求是因此表达的是一种探索与纠偏的辩证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
这一时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于实践的特征。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法律主体提出一个正确性主张，作为主张之对象的正确性可以是一种形而上的客观正确性，但是经过主体之间的证立之后，这一客观正确性实际上是一种适度的客观正确性。
在方法论上，党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党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党章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凝聚着具体实践的成果，浓缩了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规与国法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制的根本特征，实事求是实则是贯穿党规与国法的统一性原则。也就是说，马克思时代的主体哲学的认识论对应的是强度客观性的符合真理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共识的产物，对应的是共识真理观，即经过主体间证立的适度的客观正确性。
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坚持可证立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意味着严格遵守党内民主生活法则，立法必须遵循法定民主程序，司法则要遵循推理和论辩法则，只有每个主体都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证立过程中，才能产生最体现民心与民意的客观共识。然而，主客体二元论的范式忽略了任何认知都离不开语言，在语言哲学看来，对外部世界是什么的认知首先取决于语言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进入专题： 实事求是 法理阐释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中国革命和建设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偏差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坚持以该原则为指导，这种偏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纠偏。《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而且，共识不等于真理之外，更麻烦的是共识甚至不指向真理。虽然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两者地位的重要性高低不言而喻，但在政协开会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会议参与的一方，它与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长建言献策，虽不享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在这一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最终结果的确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这三种客观性概念表明，通常所说的形而上客观性过于抽象不可测度，简单满足于低度客观性并不可取。可以说，这一时期党章的修改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3）适度的客观性，即介于强度与低度客观性之间，认知者在尽可能优化的条件下达到的客观性。任何主体提出这一主张，就意味着对这一主张负有证立义务。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事上严格遵循证据规则，是上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求上严格遵循依法纠错，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形式价值的教条化，实现客观公正、人民满意的司法裁判。超越世界的正确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强客观正确性，而理性世界中的正确性则是适度客观的正确性。
求作为正确性主张意味着用共识真理观替代符合真理观，用证立和检验取代形而上的独断与教条。求具体包含两种正确性主张，一种是理论证立的正确性主张，一种是实践检验的正确性主张。
第三，立法的目的是建构共识，人大代表提出其正确性主张经过大会的商谈从而达成共识，对未达成共识部分进行修补，就人大的议事规制和程序进行补充完善。第四，我国现在处于改革时代，法治处于转型时期，立法的稳定性、前瞻性与实践发展都难以协调，因此文本之法未必是能用之法，故我国立法也属于实验性立法，具有尝试性、实验性的特征，是正确性有待实践检验的立法。
因此，共识不可混淆于真理，成为立法科学性依据的不是真理，而是基于理由与论辩的共识。交易行为的动力一般来说是逐利而非正确性，但是经过交往规则的规制，就可以实现利益驱动下的商业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主张正确性的交往行为，由此达成的合意就可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公共性和客观性，既可避免公共机构沦为名利场，又有助于化解社会的两极分化。
